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能否判处无期徒刑，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。

否定论的观点认为，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“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，是“应当”，而不是“可以”。同时，由于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存在，在适用刑罚时，只有判处有期徒刑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的精神。否则，如果能够判处未成年人无期徒刑，因无期徒刑没有“可从轻”的幅度范围，实际上否定了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“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原则。

肯定论的观点认为，如果以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死刑，又必须体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得出不能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的结论，那么，“未成年”这一事实在量刑情节上将被重复适用；如果不能判处未成年人无期徒刑，在无数罪并罚的情况下，对未成年人最高仅能适用有期徒刑十五年，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。

而区分论的观点则认为，从立法角度来看，对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并不符合立法原意。如果不能判处无期徒刑，立法在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时，当然会一并规定不能适用无期徒刑；在同时具有从重和从轻情节的情况下，就存在量刑上的平衡问题。此时，当然需要考虑具体犯罪事实，这样才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。

笔者认为，对未成年人应当谨慎适用无期徒刑，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。但是，不应完全排除无期徒刑的适用。具体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否定论的观点忽视了量刑的方法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的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量刑时应当依次确定量刑起点、基准刑和宣告刑。“未成年人犯罪”作为量刑情节，只是对基准刑进行调节时使用。同时适用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和第四十九条第一款，仍然可以判处无期徒刑。例如，未成年人犯劫持航空器罪，当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死刑时，对其判处无期徒刑，既满足了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“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”，同时也适用了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“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。

第二，对未成年人排除无期徒刑的适用，可能造成量刑的逻辑悖论。仍以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劫持航空器罪为例，当未成年人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，其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”。由于劫持航空器罪法定刑最低档即为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”，因此，只能对其“从轻处罚”，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而当未成年人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，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，如果既不能判处死刑，又不能适用无期徒刑，也只能判处未成年人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。将会造成所犯罪行越重，刑罚从宽幅度越大的悖论，也无法体现刑罚的威慑功能。

第三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能存在逆向情节，抵消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“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的情节。例如，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，不仅应当保护未成年罪犯，同样也应保护未成年被害人。

第四，可以通过减刑、假释程序减少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的负面影响，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。根据刑法的规定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在执行期间，如果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的，在分别满足不同条件下可以减刑、假释。由于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有限，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可能影响改造的积极性。因此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，可以通过加大减刑力度、适度酌情放宽假释条件，给予能够悔改的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的希望，以减少无期徒刑所造成的负面效果。